叶隽的博客

 

 无论是以跛足之身而投身革命、以巨资资助孙中山的事业，还是日后慧眼识拔蒋介石于风尘之中，这位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的一代奇人张静江，不但曾叱咤风云，更具有传奇色彩。以商入世的张静江，借助资本的力量，相助成就了现代中国多少赫赫英豪？但张氏在革命成功之后却不愿为官，坚辞财政总长高位。晚年寄居美国，虽然衣食无忧，可遥想往事，东望故园，难道就真地没有一丝遗憾？不可能啊，作为青年投身革命，曾居政治中心的大人物，满怀报国建设之志的张静江，其中国心之炽烈与建设意识之坚定，恐怕无过其右者，不得已做了寓公，但一颗忧国之心不会溟灭。

     

　　季羡林先生去了。他的隐入风尘，象征着1910年代出生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第二代学人完全进入历史。这也意味着，对于这代人的学术史研究

　　和思考，可以充分展开。前段时间正在翻读季先生的著作《糖史》，细细思考这代学人选题和关怀的所以然、所由然，逐渐对先生的思路有了更多的体贴和理解。窃以为，此书乃先生在学术上的终结之作，虽非“凤凰涅槃”，至少也有“黄钟绝响”之意。

　　胡适曾说过，发明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恒星的意义是相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糖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更重要的当然还是，作者显然有着远超出研究对象本身的阔大视域：“我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

我曾提出过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留德一代的命题，强调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德国是现代世界学术的中心地所在，也还因为作为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佼佼者，他们不仅在选择留学国度时毅然以‘世界学术德最尊’为价值取向，而且在学成之后也确实履践了他们的最初抱负——‘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成效或许不高，但意义绝对重大”。

这里仅以三位代表性人物的思考，略作阐释：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体制的奠基者蔡元培（1868-1940）、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最具学术伦理意识的大学者陈寅恪（1890-1969）、中国德文学科的开创者冯至（1905-1993）。他们虽然代际不一，但与德国学术的深度接触却并无二致；虽然思考路径有别，但关注情怀却不无相通之处。钩沉比较或许可展现出现代留德学人接受德国学术史观影响的某种自觉意识。

今天，当中国经济日新月异，当中国人自豪地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早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大型剧院，也已经有了真正可以象征自己的国家剧院，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自信地说一句，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民族戏剧”，以及民族戏剧所能代表的文化精神？中国的戏剧舞台并不寂寞，不要说是传统剧种的京剧、越剧、秦腔等等，即便是从舶来的话剧形式算起，作为具有中国本身主体性的戏剧也已经进入中国有百年之久了，可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戏剧的意义？我们是否有可能建构出属于这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戏剧”？这是一个大时代，这时代的大舞台正上演着轰轰烈烈的大戏剧，我们能否出现记载这历史演进的中国戏剧？还有，中国戏剧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

一个可资参考的对象，正是德国古典时代知识精英的戏剧理想和戏剧历程。



从高特舍德到莱辛：

新兴市民阶层推动下的民族戏剧



德国文学

　　从概念的提出到书写的实践　　 

　　1985年，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联署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表，首先定义此概念称：“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 

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在打破原有的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学史划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