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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隽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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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兼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等。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曾在德国、英国、法国等的学术机构做研究。专著有《另一种西学》、《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等,编撰有《蔡元培:大学的意义》等,合译有《教育与未来》、《法意哲学家圆桌》、《创新性思维》等。学术兴趣现集中于德国文学史、中欧文化交流史、学术史、思想史等,发表论文多篇,同时保持对社会文化的适当关注,发表随笔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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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一代的德国学术史观  

2009-12-14 22:00: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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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提出过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留德一代的命题,强调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德国是现代世界学术的中心地所在,也还因为作为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佼佼者,他们不仅在选择留学国度时毅然以‘世界学术德最尊’为价值取向,而且在学成之后也确实履践了他们的最初抱负——‘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成效或许不高,但意义绝对重大”。

这里仅以三位代表性人物的思考,略作阐释: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体制的奠基者蔡元培(1868-1940)、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最具学术伦理意识的大学者陈寅恪(1890-1969)、中国德文学科的开创者冯至(1905-1993)。他们虽然代际不一,但与德国学术的深度接触却并无二致;虽然思考路径有别,但关注情怀却不无相通之处。钩沉比较或许可展现出现代留德学人接受德国学术史观影响的某种自觉意识。

1910年,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时代撰《中国伦理学史》,开篇即谓:“学无涯也,而人之知有涯。积无量数之有涯者,以于彼无涯者相逐,而后此有涯者亦庶几与之为无涯,此即学术界不能不有学术史之原理也。苟无学术史,则凡前人之知,无以为后学之凭借,以益求进步。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求得之者,或即前人之所得焉,或即前人之前已得而复舍者焉。不惟此也,前人求知之法,亦无以资后学之考鉴,以益求精密。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相求者,犹是前人粗简之法焉,或转即前人业已嬗蜕之法焉。故学术史甚重要。”然而不仅如此,他接着论述道:“一切现象,无不随时代而有迁流,有孳乳。而精神界之现象,迁流之速,孳乳之繁,尤不知若干倍蓰于自然界。而吾人所凭借以为知者,又不能有外于此迁流、孳乳之系统。故精神科学史尤重要。”

这一段论述意在提供背景,为撰作《中国伦理学史》提供理论依据。但这里涉及的两个重要概念值得揭出,因为这涉及到蔡元培留德时代的德国学术资源汲取及其处理吸收与创造的基本策略。这两个概念是“学术史”与“精神科学”。如果我的推断不错,其学术史虽也有中国传统的学术史概念意义,但更多当与德文之学术史概念有关(Wissenschaftsgeschichte,亦可译为科学史);这也是与下面他提出的第二个概念“精神科学史”(Geisteswissenschaftsgeschichte)密切相关的。在德文里,“精神科学”是一个特殊概念,由狄尔泰发明而来,乃特别强调“对于精神科学这个术语所包含的精神(Geist)的指涉只能不完全地表达这些科学的研究主题,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把人类精神的各种事实与人类本性的生理心理统一体区别开来。任何一种旨在描述和分析社会实在和历史实在的理论,都不能局限于这种人类精神而无视人类本性所具有的这种总体性。”([德]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

而蔡元培之所以经由学术史—精神科学史—中国伦理学史的思路一步一步缩小范围,其初衷在于:“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这里揭出的,正是20世纪初中国学术场域里的混沌状态。旧学之大厦忽忽将倾,新学之势力赫赫而来,但将倾者必竭力以维护其原有之地位,将显者也必然要历经磨难而达致“凤凰涅槃”之过程,所以这样一种博弈乃至“你死我活”的拼搏竟是在所难免。对于新时代之学人来说,如何把握其枢纽位置进而立于时代潮流之尖,至关重要。

蔡元培留德主要在两所大学,前者在柏林大学,乃19世纪以降世界学术场域之中心地;后者在莱比锡大学,则同样为德国历史上的学术重镇。柏林因其帝都地位,当然往往得风气之先,但更重要的,乃是其凭借19世纪初洪堡改革的东风,而一举标立了制度与理念的典范性。不过,蔡元培居留柏林不过一年,旋即转往莱比锡。兰普莱希特、冯特这样的学术领军人物都在莱比锡,这也为蔡氏在学术上重视文明史、心理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提供了知识域扩展的客观条件。在柏林,则其时包尔生设帐于此,其实无论是伦理学意识,还是教育学关注,蔡氏都得益于此君著作颇多。

陈寅恪曾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说得既切中窍要,又痛快淋漓。但如果深思追问的话,为什么国人会“旱具通识”,这所谓的“通识”究竟又是什么?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学术史意识。这里的学术史,乃是通论学术的“知识学”意义,而非单纯的某领域或某专业的学科史。其实,国人早有学术史的传统,无论是当年的学案体,还是民国时代两部宏宏大著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梁启超与钱穆两代学人,一种思路,希望能追溯源流,而为自家寻找方向。可问题在于,学术史的源流,究竟是哪里来的?有论者或谓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之物,其实向来道不远人。至少,德国人自身是有着学术史传统的。

陈寅恪既一心闭门读书,那就必然要考索学术史的脉络谱系,如此才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他这样的大学者来说更是如此。1920年代,陈氏二次留德,仍然入柏林大学。陈氏极少有关于自身学术生命痕迹的自叙,故此要考察其学术史、思想史轨迹,极难措手。但愈是如此,其价值愈显深远。考察其微言大义与生平事迹,仍可相互参照发微。

1925年,陈寅恪由德归国,执鞭清华,主要开始对西人之东方学的探讨,开始则从目录学着手。其实,陈氏对德国汉学素来不以为然,对法国汉学则颇为重视,这一点在其对待德、法汉学代表性人物的态度上表现的很明显。一方面,他对德国汉学家如福兰阁相当不看好,不同意聘请他当中央研究院的特约通讯员,称若约聘此人会使外人怀疑到我们的学术判断水平,不知背后是否也有其它的场域考量因素在内?可他对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却态度相当不一样,虽然陈寅恪“在学者圈中也是有名的极不耐烦应酬,但每逢伯希和来华,他不仅参与宴会,还往往具名作东”,可见相当敬重。这也可从另一方面证明法、德汉学在陈寅恪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他对当时世界学术的整体进展状况是心中有数的。陈寅恪所求学者乃是德国之梵学,而当时之德国,正是梵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吕德斯等可谓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

对于德语的重视,是陈寅恪的一大特点。这一点在他与挚友吴宓的交往中也表现出来。吴宓日记1927年9月27日有记载称:“晚,陈寅恪来。劝读德文,俾可多读要籍。”可见,在陈寅恪的心目中,德文地位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其多有“要籍”。所谓“要籍”,在陈氏看来,不外乎是具有学术思想重要意义的经典之作。陈寅恪虽所留书面实证极少,但就其学术进路来看,与德国学术,包括其学术史传统关系相当密切,犹待进一步考证。

1936年,任中德学会中方干事的冯至组织出版《五十年来德国之学术》,撰《编者序》提及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离开祖国,骤然走入另外一国的学术界里,往往感觉头绪纷纭,往日所预想的和目前所看见的不能互相衔接,中间彷徨摸索,要牺牲许多时间和精力,现在这本书将德国五十年来各门科学的派别发展作一个明显的记载,它对于想到德国求学而预先要略知德国学术界概况的人,一定可以给许多参考上的帮助。”此时的冯至,留德五年获得博士学位归来不久,想来还有颇为深刻的留学感慨。他所从事的这项组织译介工作,可谓功德无量。此书共四册,涵盖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目录几乎包含了当时的各种学科,而且每门学科的原作者多为该领域专家或权威,译者亦多为名家或留德学人,对相关专业有相当程度之了解,可见组织者用心良苦。但后世能体察者,却似乎寥寥乏人。

我对学术史命题的兴趣,是从中国语境生发的。1990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蔚为潮流,但其意义,与其说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不如说是为自己的出发寻找一个特定的坐标。大体说来,蔡—陈—冯三位的留德时代,跨越了1900—1930年代的德国学术场域,对德国学术有一象征性的见证功用。因为,当1930年代纳粹掌权之后,德国大学与学术就到了一种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大学处于鼎盛时期,也是“近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巅峰”。一战虽使德国大学教育滑坡,但经过魏玛共和国时期对高等教育的民主化改革,大学又成为研究科学和讨论学术的场所,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良好传统被恢复,大学发展态势良好。所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3年纳粹上台前,德国大学及其科学水平仍是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例,从1918—1933年,德国获奖者为14人,英国为10人,法国为3人,美国为4人。”德国学术之强盛依然可见一斑。

实际上,自19世纪德国经柏林大学建立后逐渐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场域后,俄、美、日等新兴强国都先后经历了“以德为师”的阶段,中国在这个进程中是后来者,而且所学确实有限。但毕竟第一流精英已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无论是蔡元培谓“世界学术德最尊”,还是马君武强调“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表现出来。而作为第一流知识精英的蔡、陈、冯等人对德国学术史的自觉意识和认知努力,其实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学术史的命题,由此可以展开。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留德一代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而他们的德国学术史观的隐隐若现则更给当代学术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我们该当如何面对世界主要文明的他国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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