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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兼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等。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曾在德国、英国、法国等的学术机构做研究。专著有《另一种西学》、《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等,编撰有《蔡元培:大学的意义》等,合译有《教育与未来》、《法意哲学家圆桌》、《创新性思维》等。学术兴趣现集中于德国文学史、中欧文化交流史、学术史、思想史等,发表论文多篇,同时保持对社会文化的适当关注,发表随笔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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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先生的德国文学史观   

2009-12-07 17:06: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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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至先生的德国文学史观,或许是一个值得大加开掘的好题目。我总在想,经历了近百年仆仆风尘的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究竟积累下了多少有价值的“硬货”?有多少属于珍贵的遗产,我们可以将之“积流成河”,构建起我们赖以维系学科的“传统”(学统)?实在的翻译、著作,都可以统计,毋庸多言;倒是较为肤泛的见地与思想层面,不容易有定论,值得追问探讨。

  讨论这样的问题,至少有一个前提,就是应当对那些撰著过“德国文学史”的著作者进行些基本的研究。作为开风气者的张威廉先生,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我认为他基本只是拾人牙慧,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学史观;而刘大杰先生的《德国文学概论》虽然时有发人深省之语,但他的德文功底不能算深厚,主要仍是通过日文、英文来探究德国文学,故仍难以寻到那种厚积薄发的“厚重大气”;商承祖先生,虽然德文很好,据说亦有《德国文学史》之著作(至今未找到),但我读他的著译,认为其国学的功底颇欠;真正具有良好的德国文学史观的、亦有宏通高识、且能出入中西的,仍应算是未完成的“德国文学史家”冯至。

  之所以说他是“未完成”的德国文学史家,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只有半部《德国文学简史》。就冯至的学术积养来说,是有可能完成一部冯著“德国文学史”的。之所以“留憾历史”,或谓主要受制于政治环境乃至历史遭际的弄人,但历史并非不可改写。毕竟,在文革之后,他还有十多年的时间。冯友兰就是这样坚持着,完成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为一个完成了的“哲学史家”而微笑离去。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放弃了,王瑶先生亦然。可惜,先生没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因此就为本学科的历程平添了几分难以言说的悲壮。或许,先生另有所思,这样的事业该留给后来的学子?

  尽管如此,从冯至为《德国文学简史》所撰前言来看,他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五条德国文学史撰作的原则,其实也就是反映了他的德国文学史观。我将其再进一步浓缩归类,可以集中为三点,以下略加申述:

  一是关注“民间文学”的发展轨迹。虽然表面上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这是当时历史语境的大背景使然;但究其实质,关注的主要还是“民间文学”的进路。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及其相对处于学界“下里巴人”的地位,其实是深值反思的。由此可见,冯至先生的这一思路无疑是非常敏锐的。但落实到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学术进程中,对德国民间文学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其实无论是歌德、席勒对民间叙事谣曲到各种传说素材的开掘与重视,还是格林兄弟以民间童话之收集完成其荦荦大观之《格林童话》,对民间创造力的珍视与发掘,怎么高估也不过分;反之,民间文学对高雅(纯)文学而言,亦是极端新鲜活泼的推动力。

  二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与艺术品格之间关系该当如何协调。冯先生提出的二、四两条分别是:强调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关注文学作为艺术形式的独立品格。前者主要是说文学既可以拥有超越生活真实的理想一面,但更要反映出历史进程的本身轨迹。后者则特别突出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品格,这一点非常之重要。在彼时一切笼罩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统治之下的时候,冯至先生仍顽强地、策略地、但也是略带固执地提出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要防止一个可能的偏差。社会发展的历史对文学的演变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根据历史和时代背景来解释、分析文学,这是正确的,但不能喧宾夺主,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注解。我们同样应注意的是作者的创造性、作品的艺术性,也就是作者用怎样的艺术技巧表达了他的世界观;尤其是关于进步作家,他用什么样的感人的语言和生动的形象使他的创作对于人类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三是研究者的民族主体立场如何处理。冯先生提出的三、五两条分别是:注意德国与他国文学关系的互动;强调中国学者研究的主体立场。中国学者一般会特别着眼于“中外文学关系”,但我们一般只会强调“中国”,而往往忽略以“研究对象”为主体来作为核心因素。作为中国学者,当然应具备非常明确的本土意识与民族关怀,但这与研究对象未必就可以完全一致。如以外国文学为治学对象,那么就不能一味强调“中国因素”,而应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中客观审视与考察对象国的文学历程,如对德国文学,就应在“德外文学关系”的视野中来评价“德中关联”的功用。而自身的主体立场,则主要应表现在研究者本身的学养积累与观察、切入问题的视角上。也就是说,民族主体立场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中的发自本土关怀的“土产问题”提出、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间明确的“主客区分”、对研究对象全面之“同情理解”、在客观评断基础上的“扬长避短”等等。近年来,在我们与国际学界的所谓“接轨”过程中,我们更多地了解到国际上的研究对象、范式、标准等,这就使得相当部分学者出于客观与自知的策略考虑,而非常强调“中国因素”。这种思路固然不错,但怎么去做,是否一切以中国对象为出发点,还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推敲的。

  应该说,以上几点都是冯至先生很有见地的“卓识”,而且都涉及到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所在,不仅对德国文学史撰作甚有启发,对本学科乃至外国文学这一大学科群都非常有意义。关键在于,后来者是否有暇有心,加以认真体会。

  先生诞辰,今已百年矣。而其生命历程,几乎与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同步共生。今天的中国学界,不但很难找到大家都心悦诚服的“德国文学史家”,就是有撰作《德国文学史》抱负的研究者恐怕都已属“凤毛麟角”。由此而怀念冯至先生,确实是感慨万千。像冯先生这代人,因了自身遭际与客观历史的缘故,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并没有留下足够的学术史痕迹(指学术著作),这是很可以遗憾的事;但他的学术思想,却是迄今为止还罕有人能超越的,应当成为我们重新出发的起点。冯先生大致是不太喜欢通史型著作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只是在政治环境的推动下才撰史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仍认为他是本学科历史上少有的形成了自家通达史观的史家,因为从他的文字中,你可以见出其从容大度与挥洒自如。至于像陈铨先生、李长之先生,虽对德国文学有相当精辟的锐见,但仍未能形成完整的“德国文学史观”,很难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家。

  每代人都有重新书写历史的必要,关键在于立场与价值取向如何?今天我们研究德国文学,必须有史的意识与通达之见,当然不可忘怀的,更是生于此中、血浓于水的“吾国吾民”。而在具体的撰作过程与技巧操作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应是一条很好的道路。前贤已矣,后续之路,将在我们的青灯黄卷坚守之中,在历史的烟尘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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