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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兼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等。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曾在德国、英国、法国等的学术机构做研究。专著有《另一种西学》、《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等,编撰有《蔡元培:大学的意义》等,合译有《教育与未来》、《法意哲学家圆桌》、《创新性思维》等。学术兴趣现集中于德国文学史、中欧文化交流史、学术史、思想史等,发表论文多篇,同时保持对社会文化的适当关注,发表随笔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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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30 10:47: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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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理念:不朽、和谐、仁义

——1789(法)-1914(德)-2005(中)的世界理念变迁

     叶隽

   为世人所熟知的,是1789年理念,即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Freiheit, Gleichberechtigung, Liebe),这一口号因了美国建国时代的引为圭皋,并随着其国势的兴盛,而被西方社会普遍认可;之后挟着全球化的迅猛浪潮,大有成为世界公理之势。

   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要忘记了对现代性的抵抗。譬如说,德国人会特别强调自家的1914年理念( Die Ideen von 1914),即所谓的“责任、秩序、公正”(Verantwortung, Ordnung, Gerechtigkeit)。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这一组理念随着德国国势的兴盛,曾一度成为主导性的“思想旗帜”。在历史上的德国人眼中,美国从来是肤浅民族的象征,它们是没有思想的,从美国理念上的拷贝法国,似亦可见出端倪。德国人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三个哲学民族,就是德、法、中。而美国,是没有哲学的。而这跨越四个世纪,代表人类文明演进的三种不同理念,正不妨视作这三个哲学民族贡献给世界“普遍历史”的馈赠。

   2005年,“和谐”理念的提出,是中国人在新世纪里,给人类文明赠出的一份大礼,其历史意义将随着时间的进程而不断得以呈现。由此,我们可以将其系统化地提出一组2005年理念:“不朽、和谐、仁义”(Ewigkeit, Harmonie, Humanitaet)。

   其实,这三位一体的理念体系,分别指向的虽然是个体原则、社会场域、人际关系,但核心都是伦理问题,即如何构建人作为社会人的伦理维度。相比较法国理念的崇高而空泛,德国理念显然更加看重现实操作的可能性,而中国理念的最终提出并定型,很可能是在沉淀自家悠久传统、梳理东西交通历史、总结全球文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崭新标尺。如此我们就可以充满自信地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中国真正需要什么?我们知道吗?中国知道吗?每个伟大的文明国家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理念。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理念?”(热罗姆·莫诺《中国人来了,让我们欢迎他们》,载《参考消息》2005年5月26日第8版)

   我们将带着微笑走进新建成的“地球村”,谦逊和颜却又满怀自信地告诉世界,我们带来的就是2005年理念,代表了东方文化重要组成及其精华的异质理念——不朽、和谐、仁义。

一、个体原则的辨析:自由-责任-不朽

   对于个体来说,究竟是选择自由还是责任,显然反映出法、德两种理念的巨大反差。当然具体到概念的内部细分,自由还可区分出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法国式(理性型自由)、英国式(经验型自由)、德国式自由(责任型自由)的不同取径。但总体来说,与其将德国理念纳入到自由观中去,还不如用责任本身来概括其理念更确切体贴。对中国而言,自由概念乃舶来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里绝对没有“自由”思想的影子。儒家强调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实际上追寻的也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在对自身的价值实现过程中达到的,即分为三个层面,书面著述以传播世间、事业建功以贡献当代、道德成像以惠益后人。表面看去,这三者都是强调如何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如何反馈于社会/国家;但深入其实质,追求的乃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自由”,即达到一种“生命由自我支配的从容状态”。所以说,不朽的理念,既源于历史上儒家的“三不朽”说,又不仅如此,而是有所超越,并进而在新时代背景下给出新的定义。不朽强调的既是对人类整体的贡献,也是个体自由境界的真正实现(即兼顾德国式的责任与法国式的自由)。所以说,现时代语境里的“不朽”含义,并非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更突出强调两个维度,即支出与收入的平衡。在“立己”的过程中,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都是对社会付出的过程;但在身后,却是其收入的过程,即社会反之对其付出价值的承认与汇报。这与简单地追求自由(以个人目的为主),或是一味地强调责任(以社会付出为主),不是一回事,而是立定中庸原则,取其中和立场。

   而这一命题,亦并非简单地指向个体。因为,个体需要不朽,国家同样需要不朽,那就要看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作所为,是否能为后世史家所承认和接受。个体需要立言、立功、立德,国家同样需要立言、立功、立德。将视野拓展到宏阔的人类文明进程领域,我们不会否认,如英、法、德这样的国家,是具备了不同层次的“不朽功勋”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如德国给人类曾带来的巨大灾难)。

   作为个体原则的法、德、中理念,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代表着各民族自身的独特价值观,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人类整体认知的演进历程。法国人在启蒙思潮的强烈影响下,一发而为革命暴力,所以当初强调的乃是一种颇行极端的“自由”;而德国人结合自身的民族性特点,针对法国式自由的渐近“漫无节制”,乃有“责任”理念的发明,并俨然引为德意志民族精神高贵的象征,虽然昙花一现,但从自由-责任的这一理念重心转移,其实也暗合伯林日后所谓“消极自由”的概念;而从“自由-责任-不朽”,我们强调的是东方思维尤其是中国思维传统的介入,以中国(东方)之中庸思想为原则,以目标设定的张力系数来调和欧洲“南北传统”之重大差异(条顿民族与拉丁民族之别)。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伯林已经注意区分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不同,但总体来讲自由仍是一个泛西方理念。不仅是法国,英、德、美等国思想家也均大量涉及到这一概念。而责任虽是德国人的特长,但实际上亦是在“自由”基础上做出的一种应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理念的“不朽”,也不妨看作是“责任型自由”的一种延续——“不朽型自由”。

二、社会场域的基石:平等-秩序-和谐

   就社会而言,平等固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事实上近乎不可实现;秩序则更为现实得多。前者立足于冲破枷锁,后者则锁定于维持现状。构建和谐社会,维持和谐状态,处理自然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才是最重要的命题。较之虚幻缥缈的平等诉求、僵化生硬的秩序原则,那么在个体价值实现与社会场域维护之间,觅出一条兼及两者,同时更能体现人之为生灵的基本理念,可能更加顺应人心。所谓“和谐”,也是取其中道。在“平等”与“秩序”的维度中求其和谐共生之处。

   1789年提出“平等”理念,并迅速赢得民众的欢呼拥护,乃是这一整套理念符合时代需求、迎合大众需要、故此能深入人心。因为当时在法国(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乃是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民众的权利往往受到很大的剥夺与限制,向往“平等”乃是最基本的人性诉求。可一旦革命爆发,暴力行为居于主导地位以后,所谓的“平等”目标往往会沦为“竹篮打水一场空”,剧烈的破坏性使得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秩序且不可得,惶论平等?这或许正是1914年理念中“秩序”原则的重要背景。事实上,国家内的社会场域、社区内的社会场域需要维持,区域与世界范围的社会场域同样需要维持,秩序之不存,一切都无从谈起。可话说回来,过于强调秩序,则必然强调现有社会的等级界限,平等几乎等于“水镜空月”。两者形成了一种近乎对峙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当初德国人洋洋得意,自认为1914年理念远比1789年理念为优越,并用战事的胜利而佐证,其实入歧途已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的说法其实很有商榷的余地,真正有利于社会、人类长远发展的原则应是“双赢”或“共赢”,就是大家都应做赢家,而非“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在现存的世界之中,或许做到这一点还很难,但这应当是一个智性发展的方向。社会达尔文主义虽曾一时甚嚣尘上,但即便是在半殖民地的弱势背景下,中国第一流的知识精英也对此不以为然,蔡元培虽是留德背景并对德国学术文化甚为向慕,但却曾严厉批评德皇威廉二世的军国主义。

   所以,“和谐”理念的最终提出,其中有着中国学术/思想传统的深厚积淀,它是中国政治精英在汲取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基础上审时度势的“大气之笔”。这其中应着重强调“和谐”的原则,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概念,还是“国际和谐社会”的理想,都表达了一种中国理念的高屋建瓴与大度为公(天下为公)。这也还不仅是一种“空口为之”的理想表述,同时它也具备实践操作的可能性。因为,只要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数千年来的历史足以说明,事实上的绝对平等几乎不太可能;而一味维护原有的秩序,亦同样有危险,因为秩序总是在维护原有的利益格局,而后者往往难以跟上时代的变化。当两者超出限度之时,社会矛盾由此激化、社会动荡可能引发。而如果以和谐为准绳,则可以在“秩序”与“平等”之间协调起较好的张力,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始终建构起沟通的缓冲带。维持了和谐,也就避免了冲突,那么秩序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保持和谐,就不能僵硬地去维持秩序,而是必须兼顾各阶层的利益、协调各种矛盾初萌时的张力,那么平等也并非完全就是空幻的画饼,而会成为“秩序”维持中的重要环节。

   所以由“平等-秩序-和谐”的理念变迁,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平等观的发展阶段,即和谐型平等观念的诉求。

三、人际关系的立场:博爱-公正-仁义

   就人际而言,博爱当然是人性的理想状态,但这种博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操作,实在是值得大打问号的。而公正,却是在现实中完全可以把握的尺度。前者过于理想化,后者过于冷冰冰。倒是“仁义”理念,更显得兼具情理。文天祥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山全集》卷一四)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仁义原则比抽象空洞的博爱、现实冰冷的公正,都要显得更加具体而可操作。但它的弱点则在于有可能导致主体的过于奉献,过犹不及,同样是危险的。所以,在我看来,仁义的现时代实质是“爱而不泛博”,“正而不唯公”,既要有爱的因子,也要有正的气象,但又恰适其度,让人觉得恰倒好处。不可以为了“仁义”之名而走入到名誉主义的深渊中去,如宋江式的“呼保义”,那又是江湖气太足了。毕竟老子曾说过:“仁义出,有大伪。”那种将仁义作为沽名钓誉手段的行为,也是值得特别警醒的。

   在当代世界的现实社会中,追逐功利,追逐金钱,似成不变之风尚,但人们在抱怨世道沦丧、人心不古的同时,自己又在做些什么呢?我们每个个体的内心深处,是否还能保留着最基本的原则和为人的底线?我想,就此而言,中国民族所操持的那种“仁义”理念,相比较此世如此盛行的“功利”,还是颇富教益的。我们愿以先辈的原则为标尺,求义择仁,但又小心把握“大伪”与“博爱”的可能陷阱,重视“公正”维度的实现。设若如此,功利社会的“徇私”风气,未必就毫无逆转之可能。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人生天地间,居不过一屋,卧不过一床。求取过于豪奢,又有何益?是啊,人生若梦,生命等轻尘;然则来过此世,终究不仅是为了生老病死、酒色财气而已?即便不必如保尔·柯察金那样豪迈地宣告:“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我曾来过世间,我曾做了一个堂堂正正之人,我可潇洒游戏、摆脱尘世?如此,庶几也近于席勒审美游戏之理想?

   “仁义”理念的提出,或许对原有的博爱、平等理念是一种冲击,但它确实唤回我们沉睡的“千年传统”。即便不将关公、岳飞作为“义”的神祗,即便不将孔子、朱熹作为“仁”的宗圣,但这些人物唤起的,仍是我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无限自豪。因为,在这些古老形象的演绎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仍是人类共通的美好人性(当然不排除在他们身上可以寻出弱点甚至孽根性来)以及民族前贤的可贵品质。如果将这三个理念相互映衬,则强调不朽,那么钱就必须变换成社会事业,复作用于社会;就必须以仁义的思路,求和谐的效应,达不朽的目标。金钱腐朽的必然性,最终可以置换为德业不朽的必然性。这其中的道理差距,不难分辨。

   当然,更应该强调的,还是2005年理念的整体性。这就是中国文化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一直在经历着一种“凤凰涅磐”的更生过程。数百年来,现代中国在长时间的载沉载浮之后,终于要以一种更加自信的姿态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我们不想“拯救世界”,我们只想“贡献光热”。

   这一组概念,虽然分析的是具体之人在“个体-人际-社会”的关系,但实际上也都可以推进一步到国家层面。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崛起中的负责任的大国,它也应当追求“不朽、和谐、仁义”的目标。废除其中功利因素的一面,而强调贡献社会与实现自身价值的双重和谐。不是肉体的不朽,而是精神的不朽,就必须有所利于社会、人类的大价值。

   中国民族所要追求的,就是国家本身的不朽。这种不朽,决不是依靠武力之暴力征服的庞大帝国。诉诸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诸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之流即便“辉煌一时”,终不免“灰飞湮灭”的一瞬。中国民族希望的,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区域、和谐世界。这样的“和谐理念”,不仅表现在对内民众素质普遍提升的愿望(如“八荣八耻”观的提出),也同时体现在对外构建良性关系与区域秩序的努力(如“上海合作组织”的日益成型),2006年6月上海峰会的举行以及《五周年宣言》的发表,都是明证。上海合作组织的基本原则诸如互信、互利、平等、协商、文明多样性、共同发展等(参见孙壮志《上海峰会:成就非凡意义重大》,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6月20日),其实大多不出以和谐理念为核心的“2005年理念”。

   当然,赵宋之世一方面是文化造极之发展,另一方面却是国防不举之亡国惨剧的发生。而近代以来所面临亡国灭种的耻辱,更是极其深刻的教训,我们也必须记取,适当的国防建设亦属题中应有之义。这正如当初席勒是个世界主义者,却决不妨碍他在《威廉·退尔》中高举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旗帜。但我们应当谨慎界定其间的张力:作为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府,考虑这一问题,乃是其先天应有之职责;而将其推向到霸权牟利的层面,则必将成为千古罪人(如希特勒)。中华国家的精神不朽,德业不朽,真正作为有贡献于世界的文明国家存定于世人心中,才是最有价值的。古希腊至今被世人奉为精神之源,乃在其文化璀璨之光辉;古罗马以其赫赫威权而叱咤一世,其庞大帝国而今安在哉?

   正如臧克家那首诗讲得最是明白不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我摹仿一段:“有的国家宛若巨人、咄咄逼人,它早已死了,在世人心中;有的国家和谐恪己、仁义待人,它必然不朽,活在世界心中。”人不自救,天难救之;人不自律,天难赦之。国家,也同样如此。

   取中庸的态度,行自立的理念,将“不朽、和谐、仁义”的原则既行之于个体,又资之于国家,则一个“和平-和谐-和合”的“社会范式”未必就不能四方传播,落地生花。在时代如此功利、世界如此动荡的当代,2005年理念的出现,既是一种新颖思维,也是一种西方回声:中国人来了,中国人还带来了他们的理念,不是每个给世界带来一种理念的都是伟大的文明国家,但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国家必然会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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